中国油价历史峰值_中国油价历史峰值是多少

1.全球氢能四种典型发展模式及启示

2.为什么说欧洲的危机是政治,美国的危机是经济,中国的经济是历史?

3.50%依存度是国家石油安全的警戒线吗？

全球氢能四种典型发展模式及启示

文/熊华文 符冠云，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环境保护

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加快推进氢能产业发展，初步形成了四种典型模式，即以德国为代表的“深度减碳重要工具”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制高点”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中长期战略技术储备”模式和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出口创汇新增长点”模式。我国在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应充分参考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明确“初心”与“使命”、目标与路径，以推进能源革命为出发点，构建“大氢能”应用场景，统筹推进氢能产业技术与市场、供应与需求的协调发展。

氢能作为二次能源， 具有来源广泛、适应大范围储能、用途广泛、能量密度大等多种优势。随着氢能产业的兴起， 全球迎来“氢能 社会 ” 发展热潮，欧盟、日本、美国、澳大利亚、韩国等经济体和国家均出台相关政策，将发展氢能产业提升到国家（地区）战略高度，一批重大项目陆续启动，全球氢能产业市场格局进一步扩大。对我国而言，加快发展氢能产业，也有现实而迫切的意义。具体来看， 发展氢能产业是优化能源结构、推动能源转型、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是促进节能减排、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是超前布局先导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2019年是我国氢能发展的创新之年，“理想照进现实”特点明显— 战略共识基本成形， 探索 的步伐正在加快， 先进理念、技术、模式层出不穷。超过30个地方发布了氢能产业发展规划/ 实施方案/ 行动，相关的“氢能产业园”“氢能小镇”“氢谷”项目涉及总投资额多达数千亿元，氢燃料电池 汽车 规划推广数量超过10万辆，加氢站建设规划超过500座。我国在加快发展氢能产业的过程中，需要广泛参考借鉴国际经验。我们认为，对于国际经验的研究不应只停留在政策、措施和行动的简单总结及归纳层面，而应该深入分析各国发展氢能背后的初衷、动机、利益格局等内容。在充分了解各国禀赋、产业基础、现实需要等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找到发展的方向、目标、路径、模式与政策措施之间的逻辑关系。换言之，不止要看“做了什么”，更要研究“为什么做”“做了有什么好处”等深层次问题。

从不同国家发展氢能产业的出发点、侧重点、着力点等方面看， 全球各国实践大致可总结为四大类型，本文称之为四种典型模式，即把氢能作为深度脱碳的重要工具的德国模式（法国、英国、荷兰等国做法类似）；把氢能作为新兴产业制高点的日本模式（韩国做法类似）；把氢能作为中长期战略技术储备的美国模式（ 加拿大做法类似） 以及把氢能作为出口创汇新增长点的澳大利亚模式（ 新西兰、俄罗斯等国做法类似）。

德国模式：推动深度脱碳，促进能源转型

德国能源转型近年来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首先，随着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和发电量的稳步提升，维护电力系统稳定性成为其头等挑战。2019年德国部分地区出现了电力供应中断事故，暴露出其储能和调度能力不足的短板。其次，为提升电力系统供应能力，德国增加了天然气发电，但由此需要从俄罗斯等国家进口更多天然气，导致能源对外依存度提升。最后， 能源转型使带来能源价格走高，能源转型面临越来越多的争议。与能源转型陷入困境一脉相承的问题是碳减排进展不如预期。德国已经提出了2030年比1990年减排55%的中期目标和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长期目标，然而自2015年以来碳排放量不降反升，2018年在暖冬的帮助下才实现了“转跌”。传统减排路径边际效益递减，急需开辟新途径，挖掘更多减碳潜力。

发展氢能可助力大规模消纳可再生能源，并实现“难以减排领域”的深度脱碳。电解水制氢技术发展迅速，规模提高、响应能力增强、成本下降，使其有望成为大规模消纳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手段。在区域电力冗余时，通过电解水制氢将多余电力转化为氢气并储存起来，从而减少“弃风能”“弃光能”“弃水能”等现象，降低可再生能源波动性对于电力系统的冲击。与此同时，氢能具有高能量密度（质量密度）、电化学活性和还原剂属性， 能够在各种应用领域扮演“万金油”角色，对“难以减排领域”的化石能源进行规模化替代，实现深度脱碳目标。

围绕深度脱碳和促进能源转型，德国创新提出了电力多元化转换（Power-to-X）理念，致力于 探索 氢能的综合应用。具体而言，在氢气生产端，利用可再生电力能源电解水制取低碳氢燃料，从而构建规模化绿色氢气供应体系。在氢气应用端，将绿色氢气用于天然气掺氢、分布式燃料电池发电或供热、氢能炼钢、化工、氢燃料电池 汽车 等多个领域。现阶段，德国与荷兰等国正在开展深度合作，重点推广天然气管道掺氢，构建氢气天然气混合燃气（HCNG） 供应网络。其中，依托西门子等公司在燃气轮机方面的技术优势， 已开展了若干天然气掺氢发电、供热等示范项目。截至2019年年底，德国已有在建和运行的“P to G”（可再生能源制氢 天然气管道掺氢）示范项目50个，总装机容量超过55MW。此外，蒂森克虏伯集团已开展氢能炼钢示范项目，预计到2022年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

日本模式：保障能源安全，巩固产业基础

日本能源安全形势严峻，急需优化能源进口格局和渠道。日本的能源结构高度倚重石油和天然气，二者占能源消费比重高达2/3，因为国内能源比较匮乏，95%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气都需要进口。能源地缘政治局势日趋复杂，断供风险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再加上国际能源市场价格的大起大落，都会给日本能源安全甚至经济安全带来冲击。2011年福岛核事故之后，日本核电发展遇到越来越多的阻力，如果实现本土“弃核”，意味着能源对外依赖程度还要提升。因此，日本迫切需要在当前能源消费格局中开辟新的“阵地”，寻找能源安全的缓冲区和减压阀，摆脱其对于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

发展氢能可提升能源安全水平、分化能源供应中断及价格波动风险。日本未来消费的氢能虽然仍需要从海外进口， 但主要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与中东、北非等传统油气来源地区形成了空间分离，进而分化了地缘政治风险。同时，石油和天然气在价格上有较高的关联度，两者仍然属于“一个篮子里的鸡蛋”。而氢能来源广泛，价格与油气的关联度不高，增加氢能进口和消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分化油气价格同向波动对本国经济的影响。此外，氢能还能够提升本国的能源安全水平。日本是地震、海啸、台风等自然灾害多发的地区，能源供应中断情况经常发生。氢燃料电池 汽车 、家用氢燃料电池热电联产组件等设备在充满氢气或其他燃料的情况下，可维持一个家庭1 2天的正常能源供应。氢能终端设备的普及，还可以为日本减灾工作作出贡献。

日本氢能基本战略聚焦于车用和家用领域的应用，是产业和技术发展的必然延伸。日本在技术、材料、设备等方面拥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尤其是已基本打通氢燃料电池产业链。经过多年耕耘，日本已在氢能领域打造出一批“冠军”，如东丽公司的碳纤维、川崎重工的液氢储运技术和装备等。据统计，日本在氢能和燃料电池领域拥有的优先权专利占全球的50%以上，并在多个关键技术方面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专利技术既是日本的“保护网”，也是其他国家的“天花板”。推广氢燃料电池 汽车 和家用燃料电池设备，一方面，可将过往的投入在市场上变现、获取现金流，另一方面，还能及时获取信息反馈，完善技术和设备，由此形成了“技术促产业、产业促市场、市场促技术”的良性循环和正向反馈。

美国模式：储备战略技术，缓推实际应用

美国氢能发展经历“ 两起两落”，但将氢能视为重要战略技术储备的工作思路一直没有改变。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就将氢能视为实现能源独立的重要技术路线，密集开展了若干行动和项目， 但热度随着石油危机影响的消退而降温。2000年前后氢能迎来了第二个发展浪潮。2002年美国能源部（DOE）发布了《国家氢能路线图》，构建了氢能中长期愿景，启动了一批大型科研和示范项目，但后因页岩气革命和金融危机的冲击，路线图被搁置，不过联邦对氢能相关的研发支持延续至今。

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能源部每年为氢能和燃料电池提供的支持资金从约1亿美元到2.8亿美元不等，根据2019年年底参议院、众议院通过的财政拨款法案，2020年支持资金为1.5 亿美元。总体来看，在近50年的时间里，尽管有起伏，但联邦将氢能视为重要战略技术储备的工作思路一直没有改变，持续鼓励 科技 研发使得美国能够保持在全球氢能技术的第一梯队。

页岩气革命是美国氢能发展战略被搁置的最主要原因。凭借具有经济、清洁、低碳优势的页岩气，美国已逐步实现能源独立和转型，而页岩气和氢能在应用端存在较多重合，对氢能形成了巨大的挤出效应。加州燃料电池合作伙伴组织（CaFCP）的数据显示，美国的氢燃料电池 汽车 市场已陷入停滞状态，在2019年甚至出现了12%的下滑，发展势头已被日韩、中国赶超。

澳大利亚模式：拓宽出口渠道，推动氢气贸易

澳大利亚一直是全球最主要的出口国，同时出口也是其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根据澳大利亚联邦矿产部发布的数据，2019年出口直接贡献了该国GDP增长的1/3 以上。但传统的“三大件”（煤炭、液化天然气、铁矿石）出口已现颓势。在煤炭方面，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在全球煤炭贸易中占比超过1/3， 主要目标市场集中在东北亚地区，然而近几年中、日、韩相继开展减煤控煤行动，煤炭出口前景暗淡。在铁矿石方面，中国买走了60%以上的澳大利亚出口铁矿石，而中国钢铁产量进入峰值平台、电炉钢比重提升，这都将拉低其对铁矿石的需求；在液化天然气（LNG）方面，尽管市场需求增长潜力仍然可观，但由于国际油价暴跌，LNG出口创汇能力也被大幅削弱。据世界天然气网站分析， 未来五年内澳大利亚LNG出口收入将持续收缩。

出于经济可持续发展考虑，澳大利亚急需找准新兴市场需求，拓宽出口渠道。2019年11月，澳大利亚发布了《国家氢能战略》，确定了15展目标、57项联合行动，力争到2030年成为全球氢能产业的主要参与者。打造全球氢气供应基地是澳大利亚发展氢能的重要战略目标。澳大利亚正积极推动与日、韩等国的氢气贸易，签订氢气供应协议，同时与相关企业开展联合技术创新，完善氢能供应链，扩大供应能力、降低成本。

如澳大利亚与氢能供应链技术研究协会（HySTRA，由川崎、岩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和壳牌石油日本分公司组成）合作组成联合技术研究组，开展褐煤制氢、氢气长距离输送、液氢储运等一系列试点项目。2019年年底川崎重工首艘液氢运输船下水，补齐了澳大利亚和日本氢气供应链最后一块拼图。这种“贸易 技术创新”一体化模式调动了各参与方的积极性，澳方可实现本国氢气的规模化开发，川崎等企业能够获得成本更低的氢气，技术研发团队获得了宝贵的试验田。

值得一提的是， 澳大利亚提出的低碳氢能，既包括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也包括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 制氢（ 碳捕捉） 与储运技术。虽然化石能源制氢备受争议，但正是在煤炭出口增长乏力背景下的现实选择。

对我国的启示：明确氢能“协同互补”定位，构建多元化应用场景

每个国家发展氢能产业都有其“初心”和“使命”。德国模式将氢能视为手段，即发展氢能是为了破解能源转型和深度脱碳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日本模式将氢能视为目的， 即发展氢能是关乎国家能源安全和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战略选择，是迎合技术在市场变现中的强烈诉求；美国模式将氢能视为备选，即氢能只是众多能源解决方案中的一种，氢能发展与否，取决于其技术进步、成本下降等因素；澳大利亚模式将氢能视为产品，即乘着全球刮起的“氢风”，积极扩展出口产品结构，获取更多收益。

从上述对全球氢能发展四种典型模式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各国发展氢能产业均有其出发点和立足点，均考虑了各自的禀赋、产业基础、现实需要等多方面因素，大多遵循了战略上积极、战术上稳健，坚守发展初衷、不盲从、不冒进的推进策略。当前，我国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国家层面的氢能产业发展战略规划，首先应该明确的是我国发展氢能产业的“初心”与“使命”、目标与路径等问题。参考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本文提出我国氢能产业战略定位及发展导向等方面的三点建议。

一是明确产业定位，发挥氢能在现代能源系统中的载体和媒介作用。 国家《能源统计报表制度》已将氢气纳入能源统计，明确了氢能的能源属性，氢能即将成为能源系统的新成员，其发展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能源革命的总体要求。需要认清的是，我国拥有多个与氢能存在替代关系的能源解决方案，因此氢能并非我国的必选项，而是备选项和优选项。因此，应从我国能源系统的核心问题出发，找准切入点，选择融入能源系统的合适路径。应利用氢能的特点和优势，发挥其在可再生能源消纳、增强能源系统灵活性与智能性等方面的作用，更好地与既有的各种能源品种互动，最终促进能源革命战略的深入实施。

二是提升认识视角，逐步构建绿色低碳的多元化应用场景。 2018年以来出现的各地区扎堆造车情况，既源于对氢燃料电池 汽车 发展前景认知过于乐观，又源于对氢能认识的局限。事实上，我国的氢能技术储备不足、产业根基不牢固，地区间差异非常明显，绝大多数地区都不具备将技术装备推向市场变现的能力和条件。而在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格局之下，我国已经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愿景，“难以减排领域”的深度脱碳将成为未来我国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因此，应统筹经济效益、节能减碳和产业发展等因素，利用氢能具有的“高效清洁的二次能源、灵活智慧的能源载体、绿色低碳的工业原料”三重特点，逐步构建在交通、储能、工业、建筑等领域的多元化应用场景。

三是加强统筹协调，推动技术与市场、供应与需求“齐步走”。 氢能和燃料电池集尖端材料、先进工艺、精密制造于一身，兼具高附加值和高门槛属性。须清醒地看到，我国氢能产业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远未达到大规模商业化的临界点，对价值创造功能不可预期过高。再加上目前产业利润集中在国外企业的事实，我国更应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以“安全至上、技术自主、协调推进”为原则，不盲目追求市场扩张，避免强行通过补贴手段刺激下游需求，进而把大量补贴资金输送至国外公司。各地在谋划氢能产业发展过程中，应遵循“需求导向”原则，“自下而上”布局生产、储运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氢能供应链各环节协同发展，避免某环节“单兵突进”。

为什么说欧洲的危机是政治,美国的危机是经济,中国的经济是历史?

欧洲的危机是政治。

欧洲债务危机之中包含了市场与政治的结构性对立。

发达国家需要更加广阔的市场，特别是德国，本国人民勤劳工作，但消费不多，更多的产能需要找到一个市场，欧洲经济一体化可以产生一个巨大的市场，减小市场交易的成本，有利于出口；欧元区的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是本国的市场却开放给其他国家，这样的导致弱国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

与此对应的是政治上的收缩趋势。德国人不想将自己的钱借给这些国家消费，特别是在欧债危机的情况下，如果让德国人投票决定是否借钱，想必大多数人都会选择不借。但是如果这些国家债务缠身，最终陷入经济衰退，那个整个欧元区的市场将萎缩，这也势必影响到本国的经济。国内的政治压力迫使在对外救助上非常审慎。

这就好比穷人和富人组成了一个俱乐部，富人希望更多的穷人来消费，穷人只好借贷消费，富人赚了钱，放了贷；穷人提高了生活质量，欠了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来了，资不抵债，富人如果让穷人破产，自己也得跟着玩完；再借钱给穷人，自家人也有意见。

美国的危机是经济。

长期以来，沙特的主要市场在美国和亚洲，连续多年蝉联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但这一地位目前正受到俄罗斯的挑战。今年10月，俄罗斯石油产量创下了苏联解体以来的最高水平，达到每天1078万桶。在过去一年里，俄罗斯对中国出口的石油量已经有两个月超过沙特。

令沙特著急的是，美国正成为其最有力的对手。由于页岩油的出现，美国石油日产量在短短几年间从500万桶上升至900万桶。即使是在去年油价腰斩后，美国石油产量仍然从每天850万桶上升至今年7月的最高点950万桶。

这里需要说的是，美国舆论近期大肆鼓吹“沙特崩溃论”，指石油减价导致沙特收入大减，财政赤字严重，更估计若油价停在每桶近200元人民币（30美元），沙特的财赤会升至1.1万亿人民币（1800亿美元），几年内外储耗尽。

美国舆论之所以这样唱衰中东盟友沙特，目的一是造舆论迫使沙特减产提价，以挽救美国页岩气，推高美国经济复苏的力度；二是加深国际资金对美国以外的市场忧虑，促使国际资金流向美国，保证美国的庞大开支资金供给，同样，美国舆论也会长期抹黑中国经济，以达到同样目的。美国证监会早前开出近乎自杀的拯救方案，这就是容许未经开发的油气田列为资产，这一杠杆能令企业筹措更多资金解救，但在油价低时，有关上市公司会大规模撇帐，页岩气带来的股市泡沫危机将会加深。这样，大家就明白美国唱衰沙特的用心了。

中国的经济是历史。

　 在会“2016中国金融年度论坛”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发表了主题演讲。他表示中国经济经过6年多的回调以后，现在已经非常接近底部。从需求侧来看，所以中国过去的高投资主要依赖于三大需求：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而这三只靴子基本上已经落地，或者接近落地。从供给侧来讲，大宗商品的价格最低点可能已经过去，工业企业利润已经到了最低点，重化工业开始盈利。

从需求侧来看，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的是高投资，而高投资中间20%—25%是基础设施投资，25%—30%是房地产投资，30%以上是制造业投资，而制造业投资直接依赖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以及出口。所以中国过去的高投资主要依赖于三大需求：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所以高投资要触底，就这三大需求也要触底，我是有一个通俗的想法，三只靴子要落地，心里看来这三只靴子基本上已经落地，或者接近落地。

出口大家知道了，我们过去20%几的高速增长，基础设施占整个投资比重最高的时候是2000年左右，最近几年总体上是一个下行的态势，它是增长的主要通路。下来是房地产，房地产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2014年构成房地产投资70%的城乡居民历史峰值是1200—1300万，到2014年这个点已经达到了，达到了以后房地产投资就会出现一个历史性的拐点，这是我一个基本的判断。今年一季度以后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房价的上升，有些城市暴涨，它只是我们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分化以后出现的一种情况，我就不展开说了。但是我的判断这种上涨带动的房地产投资的增长时间不会太长，大家也会看到现在的房地产投资不是太火，房地产投资在今后一段时间基本上增长速度是比较低的，甚至是0增长。房地产投资这只靴子能够落地以后，整个从需求侧来讲，基本上就触底了，这个是刚才讲的基础设施等等三只靴子的变化。

当然触底的过程我特别强调一点，“触底”两个字，有人说一触底不就反弹吗？所谓的U型、V型的反弹，不会再回到过去了，以后7%以上都比较难，明显地回升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它基本上是一个我们讲中国经济将来是一个W型，就是先下，下到某个点基本上触底以后它得拐这个弯，拐过来以后直接逐步形成一个新的平台，这个平台所谓触底的含义就是不再继续下降了，稳住了，但是这个平台上也会有一些小的波动，我的说法是一个大的L型，再加上若干个小的W型。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观察的就是这种平台在今后一两年能不能出现，触底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今后一两年触底也是经济最不稳定，不确定性超过以往，人们看法情绪分歧很大的一个时期，一些因素可能会给我们平稳触底带来冲击，有几个因素需要特别关注。

第一，房地产泡沫，我觉得可以讲泡沫了部分城市，我就不展开说了，这个因素大家都很清楚，如果泡沫破了会带来什么金融风险，包括财政上的压力，包括两极分化。当然更重要的现在泡沫起来以后，你要搞实体经济、要搞创新。

第二，金融风险，经济中间的金融风险是不少的，越是到了触底的时候过去还绷得住的，现在也绷不住了，能不能适度地释放风险的时候，但是也要控制大局，还不能打破我们讲的全局性、区域性的限制。特别需要清楚一点，有些地方我看是为了稳增长，为了那个指标还要搞一些新的投资项目，你会看到这个投资项目实际上有些还是过剩的，有些肯定是要亏损的，但是为了短期的数字好看，他还要搞这些项目，这些项目实际上是在构成新的风险。

第三，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前一段时间英国脱欧，本来是脱不了的，但是它脱了。最近美国的大选到底怎么样呢？我看前两天对希拉里发表了一个什么演讲，刺激性很强，形势又发生变化了，这个人上台以后到底对经济有什么影响？前两天研究股市又做出反应的，包括美联储的政策，这些东西对我们的经济是不是带来冲击呢？今后一两年这些因素需要特别地关注。

但如果说我们这样一个中速增长的平台如果能够形成以后，今后一两年，我们能够平稳地触底，根据国际经验，根据我们现在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大概我们今后这个平台持续个五年、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是有可能的。

50%依存度是国家石油安全的警戒线吗？

根据海关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累计进口原油2.39亿吨，同比增长17.4%。原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4.8%。

1993年，中国首度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后的十几年里，中国石油的进口依存度一路攀升，到2006年突破45%。其后每年均以2%左右的速度向上攀升，2007年为49.6%，2008年为50.9%。

新中国刚成立时，由于遭到石油进口封锁，中国千辛万苦地找油。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解决飞机大炮的开动问题，也就是国防问题。但是今天，石油已经从国防血液成为中国的经济血液。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对于石油的需求有增无减。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教授冯连勇，依据其研究的“石油峰值”理论预测，按照目前的国内经济发展方式，2020年、2030年国内所需的石油量分别为5.3亿吨和6.5亿吨。而中国石油产量则预计在2015年达到高峰后开始减少，峰值产量不超过2亿吨。这意味着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将越来越大，2020年、2030年国内供需缺口将分别为3.36亿吨和4.88亿吨。

2009年初公布的《全国矿产规划（2008—2015）》预测显示，如不加强勘查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2020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上升至60%。而《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09）》则指出，2020年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上升至64.5%。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的有关研究也证实了这些预测：2020年我国石油的需求量将为4.5亿～6.1亿吨。届时国内石油产量估计为1.8亿吨，进口量将为2.7亿～4.3亿吨，进口依存度将处于60%～70%。

石油进口量不断提高，至少有两个意义：其一，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石油进口量的提高，意味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能源需求迅速增加和自产石油的下降。其二，标志着我国国内能源供求将更多受制于国外。

从各国经验看，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0%，是一条安全警戒线。当一个国家的石油进口量超过5000万吨时，国际市场的行情变化就会影响该国的国民经济运行；当一个国家的石油进口量超过1亿吨以后，就要考虑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供应安全。当石油进口依存度超过60%时，石油供应的不安全性加大。因此，很多专家认为，中国石油消费的进口依存度已达54.8%，这意味着中国能源环境已从“比较安全”向“比较不安全”转移。将一半以上的石油需求放在国际贸易上，这意味着国际油价波动、地缘政治、气候变化、运输等种种因素，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意味着国内油价与国际油价变动联系更加紧密，涨涨跌跌将更频繁，也意味着我国面临着很大的石油依赖威胁。